人生過程精彩才是重點

※本文將於二○○六年七月，於「中華傳播學會2006年年會」學術研討會宣讀，此為節錄版本

壹、從「茄喱啡」到「星爺」１：周星馳＝小人物代言人？

     柳飄飄（張柏芝飾夜總會小姐）：「你在吸什麼狗屁奶嘴啊？你這個死跑龍套的！」

尹天仇（周星馳飾臨時演員）：「其實呢，我是一個演員。」

　　　　（中略）

柳飄飄：「你有什麼狗屁淚水轉啊轉的？你這個死跑龍套的！」

尹天仇：「啊啦啦啦，其實，我是一個演員。」

　　　　（中略）

柳飄飄：「欸，我們真的要在這裡聽這個死跑龍套的胡說八道啊？」

　　　　 尹天仇：「小姐，如果妳一定要叫我跑龍套的，可不可以不要加一個『死』字在前面呢？」

 以上三段引文，皆來自周星馳（Chow Sing-chi, Stephen Chow, 1962-）自編自導自演之電影【喜劇之王】（1999）中的一幕２。在這段對白中，儘管周星馳不脫一貫玩弄語言的喜劇形式，來回應張柏芝的嘲弄，卻也藉由飾演臨時演員尹天仇之口，近乎夫子自道地辯駁：「其實呢，我是一個演員。」——這句在片中重覆七次之多的台詞，幾可視為周星馳對於自身在上個世紀的演藝生涯，所作的一次總結３。

自1988年以【捕風漢子】（台譯【英雄熱淚】，1988）首次躍上大螢幕以來４，「周星馳」三個字逐漸被閱聽眾記住，其中，尤以1990年8月18日至9月19日上映的【賭聖】（1990），不到十天即突破二千萬港幣５，也令當時的香港電影界及投資片商亂了陣腳（本報綜合報導，1990年8月27日），一夕竄紅的姿態，令人納悶：「周星馳憑什麼賣錢？他自己不知道，影界不知道，可能連觀眾也不知道，唯一的解釋可能正如一位片商所說的：『這就是明星的吸引力！』事實上，很多片商和導演都在研究『周星馳旋風』的起因，但還是找不出道理」（曹銘宗，1991年3月22日）。

「找不出道理」，這是九○年代初期，許多人對於周星馳突然竄紅的普遍看法。回溯周星馳演藝生涯的初始，1983年自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（簡稱「無線電視」，TVB）第一十期藝員訓練班夜間部結業後，曾擔任五年（一說四年）的兒童節目【430穿梭機】主持人，期間多於電視劇中扮演「茄喱啡」６角色，直到1988年演出電影【霹靂先鋒】終獲無線電視注意，於1989年主演電視劇【蓋世豪俠】（1989），因為該劇以一種不按牌理出牌、迥異於傳統的方式來詮釋武俠劇，使得劇中一句台詞「得閒坐低，飲杯茶，食個包」（得閒坐下，喝口茶，吃個包子）成為彼時香港盛傳一時的流行語，也開啟了周星馳自【賭聖】以來的「無厘頭喜劇」（cinema of nonsense）演出風格７（Teo, 1997; Lai, 2001；亞洲週刊，1990a；易之臨，1992；柳蘇，1993；黃成榮，2001；聞天祥，2001）。

自【賭聖】之後，本籍上海、1962年出生於香港、中學畢業的周星馳，接連主演了【逃學威龍】（1991）、【審死官】（台譯【威龍闖天關】，1992）以及【唐伯虎點秋香】（1993）等８，從1990年迄1993年的四年間，周星馳共接演了二十八部電影，平均每年演出七部，其中部分戲碼甚至沒有劇本、只有大綱，根本來不及揣摩劇情就上鏡（陳建宏，1993）。正因為多產加上賣座的緣故，以致周星馳在短時間內急速「竄紅」（all the rage），成為彼時香港「票房保證」的電影明星，甚至出現「雙周一成」（周潤發、周星馳與成龍）的說法（葉蕙蘭，1990年8月28日；麥若愚，1999年10月21日），而這一說法也反映在票房收入之上，根據王瑋與編輯部（1997b）針對1982年迄1996年的百部香港賣座電影統計，前三名分別為成龍主演的電影佔十七部、周星馳十部、周潤發九部（見表一）。

表一：1982年-1996年，周星馳電影之於香港電影百大賣座排行榜
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＜九七英雄Ⅱ＞，王瑋、編輯部，1997b，《影響電影》，85: 18-20。符號＊為未列入百大賣座排行榜之中，而係依據1996年香港十大賣座影片計算。

也由於周星馳主演的電影多半習於嘲諷與模仿各種電影類型，採取「胡言亂語、答非所問的方式來解脫他在劇中的困境」（陳建宏，1993: 140），並藉由對廣東俚語（Cantonese slang）的再創造，形成打油詩式的戲謔效果，其演出方式與意涵被論者稱之為「無厘頭」（nonsense），也掀起當時香港社會討論「無厘頭文化」、「無厘頭旋風」等（Teo, 1997; Lai, 2001; Srinivas, 2005；易之臨，1992；鄭德良，1992；陳建宏，1993；鄺慧宜，1993；譚亞明，1999；張燕，2000；陳蒙，2003；王文捷，2004；謝曉陽，2004a；陳榆，2005）。

因為「無厘頭」的表演風格大受歡迎，周星馳於是被定位為「喜劇演員」，而其「胡言亂語」、「講左等於無講」（講等於沒講）的電影內容，也令周星馳所代表的「無厘頭」電影受到「不入流」、「文化倒退」、「小痞賴」等之譏（亞洲週刊，1990b；周華山，1990；焦雄屏，1991；王瑋、編輯部，1997c；黃成榮，2001），在九○年代初期，彼時多預言周星馳所代表的無厘頭熱潮「可能不會維持太久」，並有媒體人指出：「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『無厘頭』文化卻不能起共鳴」（亞洲週刊，1990b: 40），而這類對於「周星馳＝無厘頭＝不入流」的既定看法，不單展現在時下電影獎項對其質疑的評價９，就學院研究議題而言，多數論文亦集中於探討成龍的功夫喜劇、王家衛的懷舊香港以及吳宇森所營造的雄性情誼，周星馳儼然淪為其在自編自導之【大內密探靈靈發】（1996）裡，最後一幕戲仿電影獎頒獎典禮，當男主角「靈靈發」質疑自己何以未獲最佳男主角獎時，評審直指：「表情作做、略嫌浮誇」、真的不是很會演戲之人。

儘管罵聲連連，伴隨無厘頭而來的另一討論，乃係聚焦於周星馳電影何以受到歡迎？「無厘頭文化」究竟象徵了什麼？為什麼不具邏輯、嬉鬧模仿的電影能夠賣座，甚至票房收入遠遠超過那些原本被視為「大明星」的作品？多數論點指出周星馳電影反映了一個英雄時代的消逝，在「六四天安門事件」以及「香港九七大限」的推波助瀾下，香港人心浮動、百姓無力於局勢的不確定，因而周星馳經常飾演抑鬱不得志或遭受困境的「小人物」，表達了彼時香港市民念茲在茲的「如何生存」之道，其自得其樂、旁若無人的搞笑態度，顯示了香港面臨九七大限只求一笑解煩憂（Abbas, 1997; Bordwell, 2000；陳建宏，1993；李焯桃，1995；張錦忠，1995；王瑋、編輯部，1997c；張燕，2000；吳滌非，2002；陳蒙，2003）。

對此，周星馳本人並不表認同，指出「他的演出並非每部／每次都是那麼『無厘頭』……是觀眾在看過他一兩次『無厘頭』的演出後，便將他『定型』」（鄺慧宜，1993: 81），然而這類「定型」的取向，在論者反覆將論點集中於「無厘頭＝周星馳風格＝小人物代言人」的闡述脈絡下，逐漸形成定論，其中影片裡的小人物所呈現的「日常生活」（everyday life），更成為論者未經闡釋即「想當然爾」的認定，以為周星馳電影最大的特色即是以「詮釋小人物」著稱，特別是2004年由周星馳自編自導的【功夫】，片中所飾演的角色乃係一心加入黑幫（斧頭幫）的小混混，最後因緣際終究會成為「武學奇才」，其情節模式與15年前強調小人物終獲成功、賣座一時的【賭聖】如出一轍１０，無怪乎閱聽眾及影評人多認為，周星馳電影的特色在於突顯小人物企求一夕成功、發財的性格與心理。

然則香港自有電影史以來，小人物之於港片豈係周星馳電影所獨有？澄雨（2001）即曾針對1950年至1970年香港喜劇片中的小人物進行分析，指出這期間以小人物為主角的喜劇片約有六百多部，顯見早期即有為數不少的「小人物」電影，而周星馳電影不過是此一脈絡底下的一環，據此，周星馳電影中的小人物觀有何特殊之處？是與其無厘頭表演方式有關，抑或周星馳電影確實演活了小人物形象？從早期的「茄喱啡」迄今人前人後被稱為「星爺」１１，周星馳電影中的「小人物觀」與「無厘頭」是否經歷了轉變？如何轉變？有何意涵？

本研究即旨在針對周星馳從影以來，參與編劇或導演或自編自導自演、賣座冠軍電影等共十部影片１２，就其中的「小人物」觀與「無厘頭」形式提出探討，以期理解：

一、   周星馳電影中的小人物觀？如何呈現小人物的日常生活？

二、   承上，周星馳電影中的小人物如何展現無厘頭形式？

三、   自1990年迄2004年，周星馳電影中的小人物觀與無厘頭形式如何轉變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