沒有包容性的性格，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，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，不夠平衡。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。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。自卑的時候，成了奴才﹔自傲的時候，成了主人！獨獨的，沒有自尊。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團狗屎，和權勢走得越近，臉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。不屑一顧。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。
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跡很容易，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驚異的成就。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跡，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。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，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。眼睛也花了，路也不會走了，因為他開始發燒。為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。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，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，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﹔這些都是自我膨脹。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，國立台灣師范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，車掌小姐說：「我們這位司機先生，是天下一流的司機，英俊、年輕。」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，同大家拱手致意。這就是自我膨脹，他認為他技朮高明，使他雖不扶方向盤，照樣可以開車。若干年前，看過一部電影。有一次，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，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，當他上塔之前，展示給大家看，全場掌聲雷動。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，覺得偉大起來，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，接看就順看梯子往上爬，他太太拉他說：「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，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？」他說：「你懂什麼？」他太太追他，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。他到了塔上
後，把蓋子一蓋，偉大加三級，再往下一跳，噗通一聲就沒有了。觀眾大發脾氣：我們出錢是看飛的，不是看摔死人的，教他太太飛。他太太淒涼的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：「你膨脹的結果是，害了你自己，也害了你的妻子。」
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，為什麼容易膨脹？因為中國人「器小易盈」，見識太少，心胸太窄，稍微有一點氣候，就認為天地雖大，已裝他不下。假如只有几個人如此。還沒有關系，假使全民族，或是大多數，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
都如此的話，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。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，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。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，我便是你的主人。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，死不認錯。可是又不斷有錯，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。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：台北有個朋友，有一次害了急病，被抬到中心診所，插了一身管子，把他給救活了。兩三天之後：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大，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，就跟醫生去講，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。說：「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，現在要轉院呀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把管子全部拔下，病人几乎死掉，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，既悲又憤，我向他說：「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，我寫文章揭發他。」他大吃一驚說：「你這個人太沖動，好事，早知道不跟你講。」我聽了氣得發瘋，我說：「你怕什麼？他只不過是個醫生而已，你再生
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，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？再說，他如果要對付的話，也只能對付我，不會對付你。是我寫的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是亡命之徒。」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贊揚的，反而受到他的奚落。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人也很好，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，不愿意我去闖禍。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，這個也怕，那個也怕。
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，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，是一個中國人被搶，捉到強盜後，他不敢去指認。每個人都恐懼的不得了。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，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，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，總是一句話：「算了，算了。」「算了算了」四個字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，使我們民族的元氣，受到挫傷。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，或者，我假如是一個暴君，對這樣一個民族，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話，真是天理不容。這種神經質的恐懼，是培養暴君、暴官最好的溫床，所以中國的暴君、暴官，永遠不會絕跡。中國傳統文化里--各位在《資治通監》中可以看到 一再強調明哲保身，暴君暴官最喜歡，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，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。
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，是最燦爛的時代。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。到了東漢，政府有個規定，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、辯論、寫文章，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范圍，這叫做「師承」。如果超出師承，不但學說不能成立，而且還違犯法條。這樣下來之後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全都扼殺、僵化。就像用塑膠口袋往大腦上一套，滴水不進。一位朋友說，「怎麼沒有思考力？我看報還會發牢騷。」思考是多方面的事，一件事不僅有一面，不僅有兩面，甚至有很多面。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，有一個球：一半白，一半黑，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，說它是個白球。另一邊的人，則說它是個黑球，他們都沒有錯，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，而跑到另一邊看，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。當我們思考問題時，應該是多方面的。
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，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，給學生一個氣壓計，叫他用「氣壓計」量出樓房的高度，意思當然是指用「氣壓」測量高度。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，偏偏不用「氣壓」，老師很生氣，就給他不及格，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，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同答？他說：「老師要我用那個「氣壓計」來量樓有多高。他并沒有說一定要用「氣壓」，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。」委員會的人問他：「除了那些方法之外，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？」學生：「還有很多，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，再量繩子，就知道樓有多高。」「還有沒有別的方法？」學生說：「還有，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，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，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。」這個學生并不是邪門，他所顯示的意義，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常使漿糊腦筋嚇死。
還有一種「買西瓜學」，老板對伙計說：「你一出門，往西走，第一道橋那里，就有賣西瓜的，你給我買兩斤西瓜。」伙計一出門。往西走，沒有看見橋，也沒有賣西瓜的，於是就空手回來。老板罵他混蛋，沒有頭腦。他說：「東邊有賣的。」老板問他：「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？」他說：「你沒叫我去。」老板又罵他混蛋。其實老板覺得這個伙計老實，服從性強，沒有思考能力，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。假如伙計出去一看，西邊沒有，東邊有。就去買了，瓜又便宜、又甜。回去之後老板會夸獎他說:「你太聰了，了不起，做人正應該如此，我很需要你。」其實老板覺得這個家伙靠不住，會胡思亂想。各位。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，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。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，怎能獨立思考？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，也恐懼獨立思考。所以中國人也缺少鑒賞能力，什麼都是和稀泥。沒有是非，沒有標准。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，應該在文化里找出原因。
這個文化，自從孔丘先生之后，四千年間，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，所有認識字的人，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學說，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，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，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，所以只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。這個潭，這個死水，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，醬缸發臭，使中國人變得丑陋。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，以至許多問題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，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。這樣的死水，這樣的醬缸，既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。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，別人有民主，我們也有民主，我們的民主是：你是民，我是主。」別人有法制，我們也有法制，別人有自由，我們也有自由，你有什麼，我就有什麼。你有斑馬線，我也有斑馬線----當然，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。
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丑陋形象，只有從現在開始，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鑒賞家。我們雖然不會演戲。卻要會看戲，不會看戲的看熱鬧，會看戲的看門道。鑒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。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。有七、八套，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，他當場拒絕，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，并不一樣。我聽了很慚愧，他就是一個鑒賞家。
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，我們看到侯選人的辯論，從不揭露對方陰私，因為這樣做選民會免得你水准不夠，喪失選票。中國人的作法就不一樣，不但專門揭露陰私，而且制造陰私，用語惡毒。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草，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人。人民一定要自己夠水准，人民自己如果不夠水准，還去怪誰？對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，我們卻直著脖子叫他萬歲。那你能怪他騎到你頭上？拿錢買選票這種事情，使人痛心，選民在排著隊選舉，一看到人在付錢買票，有人就問：「怎麼不給我呀？」這種人還配實行民主？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，不能靠別人賞賜。現在，常有人講：「政府放寬多了。」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自由、權利是我們的，你付給我，我有，你不付給我，我也有。我們如果有鑒賞能力，就一定要爭取選舉。嚴格選擇對象。我們沒有鑒賞的能力，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。能夠怪誰？好比說畫畫，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，有人看到說：「這真好︱」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，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？是你瞎了眼！是你沒有鑒賞能力。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。真的畢加系的畫就不會有人賣了：假畫出籠，真畫家只好餓死。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，只能怪自己。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。結果把門裝顛倒了，主人說：「你瞎了眼？」裁縫師傅說：「誰瞎了眼？瞎了眼才找錯人！」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。沒有鑒賞力。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。
中國人有這麼多丑陋面，只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。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，不是經濟幫助，而是文化幫助。因為中國船太大，人太多，沉下去之後，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。在座的美國朋友，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。最後一點，我的感想是：我們中國人口太多，僅只十億張大的口，連喜馬拉雅山都能吞進去，使我們想到，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，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。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鑒賞家，我們就能鑒賞自己，鑒賞朋友，鑒賞國家領導人物。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，也是唯一的一條路。
謝謝！
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《百姓半月刊》﹔十二月一日紐約《台灣與世界雜志》﹔十二月八日，台北《自立晚報》﹔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磯《論壇報》。
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跡很容易，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驚異的成就。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跡，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。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，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。眼睛也花了，路也不會走了，因為他開始發燒。為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。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，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，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﹔這些都是自我膨脹。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，國立台灣師范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，車掌小姐說：「我們這位司機先生，是天下一流的司機，英俊、年輕。」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，同大家拱手致意。這就是自我膨脹，他認為他技朮高明，使他雖不扶方向盤，照樣可以開車。若干年前，看過一部電影。有一次，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，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，當他上塔之前，展示給大家看，全場掌聲雷動。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，覺得偉大起來，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，接看就順看梯子往上爬，他太太拉他說：「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，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？」他說：「你懂什麼？」他太太追他，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。他到了塔上
後，把蓋子一蓋，偉大加三級，再往下一跳，噗通一聲就沒有了。觀眾大發脾氣：我們出錢是看飛的，不是看摔死人的，教他太太飛。他太太淒涼的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：「你膨脹的結果是，害了你自己，也害了你的妻子。」
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，為什麼容易膨脹？因為中國人「器小易盈」，見識太少，心胸太窄，稍微有一點氣候，就認為天地雖大，已裝他不下。假如只有几個人如此。還沒有關系，假使全民族，或是大多數，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
都如此的話，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。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，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。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，我便是你的主人。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，死不認錯。可是又不斷有錯，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。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：台北有個朋友，有一次害了急病，被抬到中心診所，插了一身管子，把他給救活了。兩三天之後：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大，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，就跟醫生去講，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。說：「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，現在要轉院呀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把管子全部拔下，病人几乎死掉，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，既悲又憤，我向他說：「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，我寫文章揭發他。」他大吃一驚說：「你這個人太沖動，好事，早知道不跟你講。」我聽了氣得發瘋，我說：「你怕什麼？他只不過是個醫生而已，你再生
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，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？再說，他如果要對付的話，也只能對付我，不會對付你。是我寫的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是亡命之徒。」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贊揚的，反而受到他的奚落。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人也很好，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，不愿意我去闖禍。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，這個也怕，那個也怕。
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，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，是一個中國人被搶，捉到強盜後，他不敢去指認。每個人都恐懼的不得了。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，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，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，總是一句話：「算了，算了。」「算了算了」四個字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，使我們民族的元氣，受到挫傷。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，或者，我假如是一個暴君，對這樣一個民族，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話，真是天理不容。這種神經質的恐懼，是培養暴君、暴官最好的溫床，所以中國的暴君、暴官，永遠不會絕跡。中國傳統文化里--各位在《資治通監》中可以看到 一再強調明哲保身，暴君暴官最喜歡，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，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。
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，是最燦爛的時代。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。到了東漢，政府有個規定，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、辯論、寫文章，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范圍，這叫做「師承」。如果超出師承，不但學說不能成立，而且還違犯法條。這樣下來之後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全都扼殺、僵化。就像用塑膠口袋往大腦上一套，滴水不進。一位朋友說，「怎麼沒有思考力？我看報還會發牢騷。」思考是多方面的事，一件事不僅有一面，不僅有兩面，甚至有很多面。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，有一個球：一半白，一半黑，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，說它是個白球。另一邊的人，則說它是個黑球，他們都沒有錯，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，而跑到另一邊看，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。當我們思考問題時，應該是多方面的。
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，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，給學生一個氣壓計，叫他用「氣壓計」量出樓房的高度，意思當然是指用「氣壓」測量高度。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，偏偏不用「氣壓」，老師很生氣，就給他不及格，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，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同答？他說：「老師要我用那個「氣壓計」來量樓有多高。他并沒有說一定要用「氣壓」，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。」委員會的人問他：「除了那些方法之外，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？」學生：「還有很多，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，再量繩子，就知道樓有多高。」「還有沒有別的方法？」學生說：「還有，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，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，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。」這個學生并不是邪門，他所顯示的意義，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常使漿糊腦筋嚇死。
還有一種「買西瓜學」，老板對伙計說：「你一出門，往西走，第一道橋那里，就有賣西瓜的，你給我買兩斤西瓜。」伙計一出門。往西走，沒有看見橋，也沒有賣西瓜的，於是就空手回來。老板罵他混蛋，沒有頭腦。他說：「東邊有賣的。」老板問他：「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？」他說：「你沒叫我去。」老板又罵他混蛋。其實老板覺得這個伙計老實，服從性強，沒有思考能力，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。假如伙計出去一看，西邊沒有，東邊有。就去買了，瓜又便宜、又甜。回去之後老板會夸獎他說:「你太聰了，了不起，做人正應該如此，我很需要你。」其實老板覺得這個家伙靠不住，會胡思亂想。各位。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，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。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，怎能獨立思考？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，也恐懼獨立思考。所以中國人也缺少鑒賞能力，什麼都是和稀泥。沒有是非，沒有標准。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，應該在文化里找出原因。
這個文化，自從孔丘先生之后，四千年間，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，所有認識字的人，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學說，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，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，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，所以只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。這個潭，這個死水，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，醬缸發臭，使中國人變得丑陋。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，以至許多問題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，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。這樣的死水，這樣的醬缸，既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。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，別人有民主，我們也有民主，我們的民主是：你是民，我是主。」別人有法制，我們也有法制，別人有自由，我們也有自由，你有什麼，我就有什麼。你有斑馬線，我也有斑馬線----當然，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。
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丑陋形象，只有從現在開始，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鑒賞家。我們雖然不會演戲。卻要會看戲，不會看戲的看熱鬧，會看戲的看門道。鑒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。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。有七、八套，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，他當場拒絕，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，并不一樣。我聽了很慚愧，他就是一個鑒賞家。
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，我們看到侯選人的辯論，從不揭露對方陰私，因為這樣做選民會免得你水准不夠，喪失選票。中國人的作法就不一樣，不但專門揭露陰私，而且制造陰私，用語惡毒。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草，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人。人民一定要自己夠水准，人民自己如果不夠水准，還去怪誰？對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，我們卻直著脖子叫他萬歲。那你能怪他騎到你頭上？拿錢買選票這種事情，使人痛心，選民在排著隊選舉，一看到人在付錢買票，有人就問：「怎麼不給我呀？」這種人還配實行民主？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，不能靠別人賞賜。現在，常有人講：「政府放寬多了。」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自由、權利是我們的，你付給我，我有，你不付給我，我也有。我們如果有鑒賞能力，就一定要爭取選舉。嚴格選擇對象。我們沒有鑒賞的能力，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。能夠怪誰？好比說畫畫，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，有人看到說：「這真好︱」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，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？是你瞎了眼！是你沒有鑒賞能力。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。真的畢加系的畫就不會有人賣了：假畫出籠，真畫家只好餓死。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，只能怪自己。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。結果把門裝顛倒了，主人說：「你瞎了眼？」裁縫師傅說：「誰瞎了眼？瞎了眼才找錯人！」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。沒有鑒賞力。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。
中國人有這麼多丑陋面，只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。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，不是經濟幫助，而是文化幫助。因為中國船太大，人太多，沉下去之後，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。在座的美國朋友，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。最後一點，我的感想是：我們中國人口太多，僅只十億張大的口，連喜馬拉雅山都能吞進去，使我們想到，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，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。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鑒賞家，我們就能鑒賞自己，鑒賞朋友，鑒賞國家領導人物。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，也是唯一的一條路。
謝謝！
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《百姓半月刊》﹔十二月一日紐約《台灣與世界雜志》﹔十二月八日，台北《自立晚報》﹔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磯《論壇報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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